《文赋》谓：诗缘情而绮靡，又谓或托言于短韵，对穷迹而孤兴，故文章必须有深刻之感情。

他显然不曾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，那就是，如果没有伟大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基础，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。在此文的后半段，人们看见的则是他的成心。

他甚至不怕别人说自己是异端。约翰·洛克在《教育漫话》中说，儿童身上也有坏品质，例如，他们爱好权力和控制，这是大多数日常的、自然的、邪恶习惯的根源。然而，李贽在赞美童心的时候，严重地忽略了成心。他的内心世界复杂而又矛盾。人类的精神成长，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：情随事迁，学随年进，人们的童心最终被成心遮蔽甚至汩没。

真理只属于此时此刻，因而，人世间压根儿就不存在稳定而普遍的真理。一切的完美，只在开端。汪高鑫先生据此，从训诂的角度认为一商一夏，亦即一质一文[43]。

但是董仲舒所言的文质实际上是礼制中的尊尊与亲亲的原则，纵使借鉴了邹衍的说法，其精神实质还是礼制的原则，非阴阳家之旨趣，况且文质之说能追溯到孔子。[19]董仲舒认为，尧舜禹禅让是继治世，故而不需要在实质性的制度上有所改革。使服其服，行其礼乐，称先王客而朝……帝，尊号也，录以小何？曰：远者号尊而地小，近者号卑而地大，亲疏之义也。主地法夏而王，其道进阴，尊尊而多义节。

[66]很多学者都认为亲周和新周是不一样的。而且皇帝之称表明功德史无前例，水德胜火德则是相克[90]，所以对前朝没有恭敬谦卑之义，对于天命延续与流转的也没有敬畏，故而不合通三统之旨，这样的改制也是不合法的。

号曰皇帝，不足妄窃之以自娱，适为绌远之辞耳。[9]按照《春秋》的名例，国君出奔也是书名的，但是此处书郑忽，非因出奔之罪，而是居丧而贬损称名。[45]《春秋公羊学讲疏》，第458页。[55]三王之教虽然是汉武帝的策问之语，但是董仲舒所言的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却是三教的具体内容。

众掩寡，智欺愚，勇威怯，壮陵衰，其乱至矣。同坐是同向而坐，则一定要分别尊卑，同坐而食就是表现夫为妻纲的尊尊之义。[28]苏舆亦云：古者易代则改正，故有存三统三微之说，后世师《春秋》遗意，不忍先代之遽从绌灭，忠厚之至也。[26]这个规定实际上是肯定了前朝的合法性，同时也提醒新的王者，天子命无常，唯德是庆[27]，是法天道的宽容的政治历史观[28]。

董仲舒在《对策》中区分了继治世与继乱世两种情况，而三教改制属于继乱世。别眇夫妻，同坐而食，丧礼合葬，祭礼先秬鬯，妇从夫为昭穆。

[29]王者之法，必正号，绌王谓之帝，封其后以小国，使奉祀之。礼制原则的不同，直接影响到具体政治、伦理的倾向，其中包含了继位的次序、母子关系、夫妻之间的尊卑、以及刑罚的原则等等。

[51]《春秋董氏学》，第786页。功成求得矣，终不知反廉愧之节，仁义之厚。[68]志是内在的意向、感情，节是外在的仪节，两者分别对应礼制中的质和文。在处理前朝的关系上，新的朝代称王，拥有整个天下。法正之道，正本而末应，正内而外应，动作举错，靡不变化随从，可谓法正也。其次是母子关系，更确切的来说是母以子贵的问题。

然而孔说无法解释《公羊传》外灾不书的说法，所以我们不取孔说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贺皆自十月朔。

同时像文质法天地阴阳一样，三教也有所取法，《白虎通》云：教所以三何？法天地人，内忠，外敬，文饰之，故三而备也。其一则承前代之敝而不可不有以救之，此则文质之说也。

而殷周为王者之后，绌夏改号禹谓之帝，录其后以小国，故曰绌夏存周，以《春秋》当新王。[24]《白虎通》云：正朔有三何本？天有三统，谓三微之月也。

）然而按照董仲舒的意思，王鲁本是假托，又仅仅由内外之辞体现，在《春秋》中周天子依旧是王者，王鲁与时王并不矛盾。在公羊家看来，孔子改制为后王制法，之所以提及舜、夏、殷、周四朝，是为了集群代之美事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成者，本末质文皆以具矣……由此观之，正朔、服色之改，受命应天。

亲白统，故日分夜半，夜半朝正。段熙仲先生甚至认为，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，实际上是针对秦朝的发愤之言。

三而复亦可以追述到孔子。这个矛盾，在四而复的系统中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，《春秋》虽然是质家，但是与商夏之法比起来，还是偏文的。

在改制理论的阐释史上，董仲舒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。（详见《国学概论》，第98页）我们认为亲、故、绌是一个整体，董仲舒不仅有亲周故宋绌杞之说，还有亲夏故虞绌唐、亲殷故夏绌虞之说，都与改制中的三王五帝之说相合，讲的都是天命转移的问题。

但是文质层面的改制本为继乱世而设，三代以下的王朝都有所偏。质家的方位是对坐而食，丧礼别葬，昭穆别位。《表记》认为虞帝之法是后世王者弗可及的，据此而言董子商夏文质四而复的思想，段熙仲先生云：古质而今文，孔子叹虞帝之不可及，固可与《春秋》改文从质之说合。更作乐于终，所以见天功也。

[42]四而复中的商、夏并不是具体的朝代之名，而是与文、质一样，都是制度之名。明受之于天，不受之于人，所以变易民心，革其耳目，以助化也。

）[89]《春秋繁露义证》，第200页。夏人之王教以忠，其失野，救野之失莫如敬。

王者受命而王，制此月以应变，故作科以奉天地，故谓之王正月也。苏舆等人将董仲舒与改制思想剥离，也是武断的。